作为上一个维护过丝绸之路东段和塔里木盆地的伟大帝国，盛唐的遗产并没有随着唐朝灭亡而立即消失，唐朝的威望和物质遗产、文化遗产还在滋养着西域地区。

在五代和北宋初期，最后的印欧人城邦于阗还是以中原的外甥、唐朝领土之外的继承人自居，即使佛教于阗被喀拉汗王朝征服，新的王朝依旧在利用于阗和中原虚拟的甥舅关系：1081年，喀喇汗王朝在给北宋的国书中，就自称“于阗国偻儸有福力量和文法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还是以于阗的身份延续和中原的外交关系，并获得珍贵的封赏礼物。

除了于阗，唐朝在北庭和安西修建的城镇遗址被西迁到此的回鹘人继承，回鹘人在这些军事堡垒和移民点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并加速了自己的城镇化进度。

在北宋使者王延德来到高昌回鹘和龟兹回鹘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保留着游牧作风的定居民族，除此之外，唐人的历法、佛教经典和佛教寺庙，都被高昌回鹘人完整保留，唐朝皇帝给回鹘首领的敕书，依旧是回鹘头领的重要权威来源。

当然，唐朝的遗产只是当时西域诸多文化元素的一种，具体情况，可以参考往期文章：

宋辽西夏对于和西域通道的互相争夺

辽墓中的十二宫壁画

其实北宋时代，辽、西夏和宋朝都没有放弃对西域的探索和征服，于阗、喀拉汗、龟兹回鹘，高昌回鹘、甘州回鹘等势力也一直出现在宋辽的外交使者名单中。三个政权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从丝路贸易中获利，

辽国设置了西北路招讨司，对蒙古高原进行羁縻统治，还设置了回鹘国单于府管理残留在蒙古高原上的回鹘人，而且辽国还沿用了之前唐代的回鹘路，用于和西域国家的交通贸易。

西夏对西域的贸易路线主要是经过甘肃-黑水-和林-高昌的居延路，来和高昌乃至更遥远的西域国家贸易，除此之外，可能是因为国家小而且生存状况比较严酷的原因，西夏人在丝路上也喜欢克扣重税：“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其来浸熟，始厚赂税吏，密识其中下品，俾指之”；在有的时候，西夏人甚至会对商队实施抢劫：

“（大食）先是，其入贡路繇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

而且对于宋朝和西域的贸易，辽和西夏明显有干预性政策：比如宋使王延德在高昌的时候，辽国同时派出了一个使团前往高昌，两个使团剑拔弩张，都想趁机消灭对方，并将高昌拉拢到己方阵营来，但是精明的高昌回鹘可汗巧妙地采取了中立政策；于阗给北宋的外交使团，就曾遭到过辽国军队的攻杀：

于阗贡方物，见于延和殿。上问曰：「离本国几何时？」曰：「四年。」「在道几何时？」曰：「二年。」「经涉何国？」曰：「道由黄头回纥、草头达靼、董毡等国。」又问：「留董毡几何时？」曰：「一年。」问：「达靼有无头领、部落？」曰：「以乏草、粟，故经由其地皆散居也。」上顾谓枢密都承旨张诚一曰：「达靼在唐与河西、天德为邻，今河西、天德隔在北境。自太祖朝尝入贡，后道路阻隔，贡奉遂绝。」又问：「尝与夏国战者，岂此达靼乎？」曰：「达靼与李氏世雠也。」又问：「道由诸国，有无抄略？」曰：「惟惧契丹耳。」又问：「所经由去契丹几何里？」曰：「千余里。」

可见在宋辽西夏并立的格局下，各方都没有放弃和西域建立联系的希望，甚至在争夺对西域小国朝贡贸易的垄断权力。11世纪末期北宋设置的陇右都护府是宋朝领土向西延伸的极点，如果都护府没有在靖康之乱后废弃，那么中原王朝也许能再次接触到西土，并和当时的西域有更多的互动。

作为丝路中介民族的回鹘人

与粟特人合作的回鹘人

和唐代相比，宋辽时代的丝路贸易的中介民族由粟特人变成了回鹘人，也就是元代的畏兀儿人，在宋辽乃至元代，回鹘人为丝路上的经济和文化传播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虽然回鹘人最早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但是在回鹘汗国崛起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粟特人的协助。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对外关系日趋保守和紧张的背景下，回鹘人接纳了相当一部分曾经生活在唐朝境内的粟特人，作为回报，粟特人为回鹘人提供了文字，商业情报网络等有利于维系政权的工具，还有摩尼教、拜火教等宗教，回鹘可汗甚至专门为境内的粟特商人修建了富贵城，安置境内的粟特人。

随着历史进入北宋时代，粟特人的河中故地彻底伊斯兰化，粟特人也大量伊斯兰化，《突厥语大辞典》就记载了一些粟特人的突厥化进程：词典中的一个词条是“索格达克”：“这是粟特人的一部分，迁居到了八剌沙衮附近，他们已经突厥化了”；失去了根源的粟特人逐渐成为了无根之木，他们的最终命运就是融入其他民族。

除了汉族，渤海，契丹之外，还有很多粟特人藏身于曾经的合作伙伴回鹘人当中，典型的证据是：宋辽时期各个回鹘政权派往东方的外交使团中，不少使者有安、康、史等姓氏，比如《宋史》记载：“......三年，又遣左温宰相、何居录越枢密使、翟符守荣等来贡。是年，龟兹国王可汗遣使李延福、副使安福、监使翟进来进香药、花蕊布、名马、独峰驼、大尾羊、玉鞍勒、琥珀、䃋石等。四年，翟符守荣等三十人请从祀汾阴。其年，夜落纥遣使贡方物，秦州回鹘安密献玉带于道左......”。

另一个不易察觉的依据是在维吾尔语中，商人一词的发音是“sodiger”，极有可能来自于古代的贸易民族粟特人。

与此同时，除了河中家乡的伊斯兰化，分散在五代时期中国和辽国的粟特人，其主要的去向是成为世袭的军阀或者武将家族，或者技术性较强的官僚（参见往期文章：），或者渗透到周边政权中成为高层。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回鹘人失去了军事强权的地位，流散到河西、关中北部、契丹和西域的回鹘人分立为数个政权，他们转型为典型的贸易民族，由于西域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将回鹘人分散在绿洲、山地牧场等不同地理单元中，再加上西域和河西的商业通道属性，迫使迁徙到这里的回鹘人在经营农牧业的同时还要兼营商业，特别是在粟特人的商业天赋加成之下，回鹘人也变得精通贸易，锱铢必较。

比如南宋使者洪皓就对回鹘人的手工艺和贸易天赋印象深刻：

“......士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罗绵、毛㲲、狨锦、注丝、熟绫、斜褐。药有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笃耨。善造宾铁刀剑、乌金银器。多为商贾于燕......”，更多内容可以参考往期文章：。

高昌回鹘、龟兹回鹘、甘州回鹘等政权不仅会不断地派出朝贡使团前往开封朝贡，以各种西域特产和精致的手工艺品，同时他们还和辽朝、西夏也有紧密的贸易往来，比如《辽史》记载：. “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和曾经唐长安的粟特人聚居的坊类似，辽上京也有专门安置回鹘商人的聚居区。

再比如在西夏境内，也有回鹘人的影子，在西夏发展的早期，就制定了“时保吉犹驻积石河，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的政策；

根据洪皓在《松漠纪闻》中的记载，“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其来浸熟，始厚赂税吏，密识其中下品，俾指之”，由于知道回鹘的国际贸易商人很富裕，而且总是携带上等货过境，所以西夏人经常对他们敲竹杠；等到时间久了，回鹘商人就会以次充好，用劣等货贿赂西夏人。

这个生动的细节，反映了当时回鹘人作为高价值商品的国际转运者的形象已是深入人心。

回鹘人大量经营国际贸易的事实，也得到了高昌回鹘的经济贸易类文书的支持，相关材料可以参考出土的回鹘经济文书，相关著作有耿世民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和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一起旅行的还有宗教。类似于唐代的粟特人，宋辽时代的回鹘人作为中介民族，培养了大量的翻译人才，他们不仅能翻译贸易所需要的商业文书，还能翻译佛教、摩尼教、景教的各种文献，在将汉语的文献翻译为回鹘文的同时，他们对应的会将回鹘文的文献翻译成其他民族的文字，回鹘人的翻译才能，已经得到了吐鲁番和库车等地出土的文献，比如《弥勒会见记》等文书的证明。

在元代，大量的高昌回鹘文人将继续活跃在当时的文坛和宗教领域。因为有出色的翻译技巧，所以回鹘人的高僧和摩尼教法师也经常充当西域各政权前往东方的使者，僧人本身有时候也是贡品：比如公元934年，“赐回鹘入朝摩尼八人有差”；公元951年，“夏，四月，回鹘僧缚罗朝贡”；公元961年，“于阗摩尼师贡琉璃瓶二，胡锦一段”；公元965年，“甘州回鹘可汗遣僧献佛牙、宝器”。

而且回鹘宗教人士的业务能力，在当时很受辽、西夏和金的认可，这些新兴政权喜欢延请回鹘法师去他们的寺庙弘法：“没藏氏......役兵民数万,相妥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座演经”；在洪皓被困在金国的岁月里，他也看到了回鹘人对佛教的虔诚，以及他们经营的占卜、代祷业务在金国境内很受推崇：

“（回鹘人）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燕人或俾之祈祷，多验。”

最后，还是和粟特人一样，回鹘人自己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他们也以深藏不露的形式融入了周边强权，比如辽国和西夏一样，在崛起和扩张的过程中不仅大量掠夺和收编回鹘的普通民众，还有回鹘人不动声色地融入了回鹘的上层社会，比如“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讳平，小字月理朵。其先回鹘人糯思”。

王小弗的《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一文则探讨了回鹘人融入早期契丹之后，阿保机利用回鹘人传入的摩尼教信仰神话自己的出身，以及回鹘摩尼教对早期契丹建国神话的影响。

辽代的琉璃器

除了活跃在辽金西夏之外，还有很多回鹘人不动声色地迁徙到宋朝境内，比如唐末五代时期就有一些文明程度较高的回鹘人迁徙到陕西地区：“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而到了南宋时代，根据当时的记载，西域的回鹘等民族有因为贸易迁徙到东方，但因为回国路途艰险，所以最后定居在宋金境内的情况，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记载：”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

而回鹘人经营丝路引进到中原的诸多遗产中，除了常见的玉石、马匹、狮子、骆驼、药材、武器以及翻译的经书之外，在今天最常见的，就是吃瓜群众喜闻乐见的西瓜。

辽代壁画中的西瓜

这种美味水果原产于非洲，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了西域，并且被回鹘汗国和西迁的回鹘人发扬光大，在契丹人击败了草原上的回鹘残部之后，这种水果进入了中国东北，契丹人在牛棚中用牛粪覆盖西瓜子，就种出了甜美的大西瓜，第一次见到这种植物的胡峤认为这种作物和中国的冬瓜一样大，但是味道甜美，这也是汉语世界第一次对西瓜的记载：

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东瓜而味甘。

至今东北地区的瓜农，还有使用牛粪种瓜的传统。详情可见往期文章：

只是和唐朝时粟特人十分活跃的时代相比，回鹘人活跃的时代，无论是东亚大陆还是河西走廊还是西域，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回鹘人面对的局面更加分裂而且更加破碎，回鹘人经营的国际贸易，无论是朝贡贸易还是民间贸易，主要是区域贸易为主，主要的贸易片区大致有蒙古高原-东北地区-燕京，以及河西走廊-青唐地区-西夏，以及安西、北庭-中原。

除了政治上的政权分立之外，伊斯兰教对河中还有塔里木盆地西部的绿化，是造成丝路贸易暂时受阻的重要原因。

西域的伊斯兰化和各方势力的反应

在塔里木盆地彻底伊斯兰化之前，佛教、摩尼教、拜火教、景教和萨满教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关系，虽然各教的教义有区别或歧义，但西域各政权几乎不会因为宗教问题开战，上述宗教的寺庙本身也发挥着旅店+银行+典当行+中介的作用。

但是伊斯兰教从进入西域开始，就表现出极强的排他性，代表性的节点性事件，就是喀喇汗王朝灭亡于阗的战争（往期文章），无论是辽国还是回鹘人，伊斯兰教政权的基本态度是你死我活，对方只有皈依伊斯兰教才能进行和平的贸易和外交，我们可以看几则外交文件，这几则文件既证明了契丹人和回鹘人对于丝路贸易的关心和争夺，也能看到伊斯兰教政权对东方佛教政权的态度：

在伊斯兰教文献《马卫集论中国 、突厥和印度》(Sharaf al-Zamān Marvazī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中，有3段加兹尼王朝和辽国以及某个回鹘政权的外交书信，大致的背景是加兹尼王朝在葱岭和北印度的扩张引起了契丹和回鹘人的关注，后者给前者写信示好、并试探后者的态度：

......尽管契丹和回鹘都位于远离伊斯兰国家的地区，而且通往那里的道路已经中断，但他们的君主依旧因为邻国的伊斯兰君主和伊斯兰军队的强大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已经听说并看到了这种宗教的兴起，高涨及其信徒惩罚敌人的力量，所以他们封锁了道路并屯驻士兵，防止伊斯兰军队的进攻......

契丹人的书信是：

当穆罕默德（Mahmud）苏丹［安拉保佑他］成功地取得政权并征服了印度和突厥地区后，契丹和回鹘的国王开始感到畏惧，契丹国王于是给他写了一封国书，其译文如下：隆运长久［大可汗］致呼罗珊爱米尔穆罕默德·哈喇可汗：

天王将［许多］王国、将广阔的土地以及居住其上众多的部落赐予我们。我们在自己的京城中自行其事而且享有安宁。世界上每个耳聪目明者都不能不谋求与我们保持友好密切的关系。附近地区个爱米尔中我们的甥侄都无一例外地经常相继派使者，呈上信函与贡物。［唯有］他［指穆罕默德］至今还没有遣来使节和信差。而我们却已风闻他那超群的勇力，使人崇敬的强大的杰出地位，令众爱米尔畏惧的威严以及他控制各省时的那种力量和权威，还有他那依靠自己力量而给国土所带来的和平。由于享有如此荣耀的地位，他有责任向至高无上的汗—普天下的第一人—报告他的消息，并据天可汗的地位而予以适当的尊敬。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已采取主动，鉴于路途遥远和[必需的]行期过长，因此，仅限于派出一位轻装使者，而没有赋予他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礼品。

本家族的一位贵妇人曾嫁给了卡迪尔汗的儿子Chaghri—tegin，两个家族通过联姻而结成同盟。我们已命令卡的尔汗为使者开放通向他[即穆罕默德]的道路。同时，也为他的使节敞开大门。他应挑选判断力可靠、知识渊博并且严肃认真的使者，以便使我们能够告诉他我们的情况以及交流世上的风俗习惯，同时与他友好地建立起相互馈赠的惯例。

其中契丹人提到将贵妇人嫁给卡迪尔汗，说的应该是《辽史》中“太平元年三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的史事。

回鹘可汗的书信是：

尽管距离遥远，［我们问候］他本人安好。听到他的隆运，听到他已经征服［了］印度国土的诸小邦国，我们感到欢欣和高兴。 因为全世界诸国王关系密切，而且与偏远地区的领主友好相处，我们幸福的［王国］也希望与一个属于世界上著名武士和杰出任务之列的人友好相处。无论在东方和西方，［他都已证明了］他的权势和神勇。我们热烈地期望［我们］之间能够建立起友爱和尊敬。

虽然我们两国远隔重山，但是我们的心却密切相连。我们派出这个使者，愿今后双方相互友好与交往，以使美好的回忆长存。假使他也有相同的心愿，那就让他来信并派出使节，通过这位使节来奠定友好的条款并以其身份来加强这种局面。契丹派出一位名叫Q·Hunka的信使［奴隶］，我们也派出一位信使与他同心。这样，无论何时有人前往我们这里，都可以与他结伴同来。契丹使者的归途必须经过这个国家，因为道路不宁，我们的使者没带什么礼物，但是，我们派出一个奴隶，并以一支箭作为标志。Qáshí将呈上我们的口信。写于五月。”

但是后者的态度相当硬核，表示除非皈依伊斯兰教，否则双方就是敌对关系。

穆罕默德收到两封信并看完了其中的胡言乱语之后，在强烈的宗教情绪的支配下，根本不可能答应和异教徒建立真诚的外交关系和现实往来的要求，他斥退了使者，并对他们说，和平和休战只是用来预防战争，我们之间没有能使彼此建立起密切关系的宗教联系，遥远的距离保证了双方的安全而不至背信弃义，我用不着和你们建立密切的关系，除非你们接受伊斯兰教。

虽然这份材料不可避免地对加兹尼王朝有夸大之辞，但是反映出来的问题是辽国可能比加兹尼更依赖加兹尼对辽国的贸易。

在这种态度之下，结合《突厥语大辞典》中记载的喀拉汗王朝对高昌回鹘和西域佛教徒的《战歌》来看，伊斯兰教的排他性和强制传教，加剧了西域地区的紧张对立局面，塔里木盆地以东为佛教文化区、以西为伊斯兰文化区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朝初年，这种背景下，丝路贸易就更容易变成局部贸易。

也是因为如此，再加上加兹尼王朝在北印度的扩张，所以两宋时代几乎没有出现像唐朝那样络绎不绝的西行求法热潮，《佛祖统纪》卷四三，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宋太祖曾下诏募集往西天求法的人，应诏者157人。于是，政府就组织这些人到印度去。

这种由皇帝倡议、官方组织的庞大求法团，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这些僧侣最远到达了克什米尔地区，然后再越过葱岭回到东土，从此之后，在邱处机之前，中原的宗教人士几乎再也没有大规模西行的记载。

随着西辽和蒙古的西征，新一轮的民族和文化融合的大幕即将在西域拉开，西域和中原开始了更加丰富的双向交流，具体的情况会在以后的文章中详细介绍。